我们还在用教科书批判印度种姓制度吗？
本文经破土工作室(potu_groundbreaking)授权转载。
3月13日，破土刊出了一篇谈印度种姓制的文章《作为一名低种姓印度人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这篇文章和其他同类文章一样，遵循了一套批判种姓制度的固定模板：先介绍四种姓是如何划分的，再具体举例说明低等种姓的悲惨境遇。
然而，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种批判套路的空洞▼
当今的印度总理莫迪来自什么种姓？卖油人（Teli-Ghanchi），古吉拉特地区的一个种姓，介于吠舍和首陀罗之间。既然是“低种姓”，所以莫迪就会站在底层的立场说话吗？
恐怕不是。他强调经济发展和国家强盛，引入外资，复兴印度教。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低种姓出身的人，会成为保守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乃至资本扩张的政治代表呢？
答案在于，种姓制度是有复杂历史和动态变化的，而几乎整个中文世界理解的种姓制，都是教科书式的简化，完全不考虑复杂的现实。从教科书到通俗读物，乃至很多学者，好像仍然停留在十九世纪英印政府的思维里。换句话说，在印度独立快七十年之后，我们居然还在用殖民者的思维思考印度的现实。
印度的学者早已对种姓制度的变迁进行了非常系统的研究，也驳斥了种种肤浅视角。然而，这些研究很少进入中文世界的主流讨论。也难怪国人对印度的想象会和十九世纪的英国人没什么区别。
生于1916年的印度社会人类学家谢利尼瓦斯（M. N. Srinivas）毕其一生研究种姓制度。在晚年，他集结了这个领域的十几位学者，出版了一本研究1947年后印度种姓制变迁的论文集《种姓制度的二十世纪化身》（Caste: Its Twentieth Century Avatar）。他指出，我们想要理解今天印度的不平等，就要先搞明白几个问题：种姓制度到底是什么？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变迁对种姓制产生了什么影响？种姓制和现代生活的关系又是什么？
种姓制度到底是什么？
很多中国人都能就印度如何划出四大种姓侃侃而谈，再把仍然保留这种落后习俗的印度社会批判一番。最重要的批判论据是，按照出身划分等级，岂不是人一辈子都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这种批判看似鞭辟入里，实际却经不起推敲。所谓四大种姓划分，其实是英国人把梵语文献当成社会事实而酿成的乌龙。种姓制完全不是一个整齐划一、没有变化的制度。
谢利尼瓦斯和其他印度学者早就指出，种姓制度是建立在村社生活中的。有人认为，种姓制关乎人种和肤色，但这完全没有根据。既然无法通过生理特征判断种姓，那么，种姓的身份就必须要依赖于熟人网络才能够互相辨识。在大多数的印度农村，不同种姓的人生活在同一个空间范围内，彼此熟识，这才有了划分等级的基础。正因为这样，不同种姓的地位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在旁遮普，婆罗门就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反，他们的经济状况很差，文盲率很高，往往依靠乞食为生。
在印度村落中，种姓制表现为一整套职业分工。种姓的地位不仅仅取决于他们的出身，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人数、土地产权和生产关系。谢利尼瓦斯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是指出在殖民时代的印度，种姓制并非从婆罗门到首陀罗到贱民的金字塔结构，而是要比拼人数和产业，成为村落中的“宰制种姓”（Dominant Caste）。所谓宰制种姓，即是在村落中，某一种姓的人数最多，拥有最多的土地，从而得到了主导村落生活的地位。这种种姓关系，有些像帝制晚期的中国华南，村落中的大姓拥有田产和主导权，其他小姓常常是佃农、雇工、仆役和丫鬟。宰制种姓是否在英国殖民之前就存在尚有争议，但无论如何，在殖民时代晚期的次大陆，宰制种姓变得越来越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些宰制种姓往往都不属于婆罗门或者刹帝利，而是在我们看来地位很“低”的首陀罗农民。比如在谢利尼瓦斯研究的拉姆布拉（Ramapura）村，主导村落生活的Okkaliga农民种姓，就属于首陀罗。
印度学者们发现，种姓制度仍然能够为人们提供社会上升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绝不少见。一个低种姓的群体，在获得了经济和社会地位之后，可以通过学习婆罗门的生活方式，让自己由“不洁”变为“洁净”，从而实现整个种姓的地位上升。这个过程叫做“梵化”（Sanskritization）。举例来说，莫迪所属的卖油人种姓，在有些地区拥有土地、财富，得以“梵化”上升。于是在这些地方，他们会被视为吠舍，而不再是原先的首陀罗，甚至在有些地方，他们努力证明自己是刹帝利。也因此，在全印范围内，你很难说卖油人属于四大种姓中的哪一个，因为他们的身份是随着所处地区而流动的。
另一方面，种姓的等级系统也不会叫人逆来顺受。十一到十七世纪时，受到苏菲派伊斯兰教的影响，印度教内部爆发出反对种姓，反对婆罗门垄断信仰的、声势浩大的虔诚运动（Bhakti Movement）。这一运动的主体，往往是务农为主的中下层种姓。虔诚运动大大地改变了很多人群的地位。比如在这一时期，南印度抗衡莫卧儿帝国的印度教马拉塔国家联盟，就是由出身低种姓但人数众多的马拉塔人所主导的。
学者们也提醒我们，种姓制不光是一种等级制度，也同时包括了一套隔离制度。在四大种姓阶序内部，允许从低到高的“梵化”上升，然而种姓之外的贱民，则无法参与到追求更高地位的社会流动中来。这使得下层种姓和贱民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正随着印度现代的发展主导着种姓政治的走向。对于我们来说，区分可以流动的“低种姓”和陷在最底层的贱民，就显得尤为重要。
种姓制与印度社会主义
针对印度种姓制的很多中式批评，都对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大规模社会改造充满了自豪感。然而，印度今天的种姓问题，并不是没有经历过社会改革的结果。相反，像最近贾特人（Jat）闹事抗议的事件，恰恰和印度经历过的社会主义时代有着直接的关系。
1947年，印度独立，首任总理尼赫鲁是一位积极的费边社会主义者。在他看来，印度必须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再由国家扶持合作化、国有企业，进行大工业生产，将印度快速带入现代化。于是，作为一切的基础，国大党政府在全印度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包税地主（柴明达尔）制度，为佃农分配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这项改革卓有成效。据统计，从1950到1960年的十年间，全印度有超过两千万佃农家庭获得了土地，佃农比例从原先的七成下降到了两三成。
与此同时，工业化和国有化的进程创造了大量的城市就业机会。印度政府需要更多的公务员、办事人员、国有企业工人、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印度人也和很多国家的人一样，在铁饭碗面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随着国营部门的不断扩大，到了七十年代末，全印度已经有近两千万人受雇于国有经济部门。这些人成为了新兴的城市中产。
出于体现人人平等的理念。独立后的印度政府毫不留情地宣布废除了种姓制度（当然，宣布废除和实际消灭，是两回事）。并且，为了使底层人有更好的机会改变命运，印度政府借鉴英国人的旧制，设计了一整套保留体制。保留制度旨在为贱民、不可接触者、部落民在国家机关、公营部门和议会中保留一定的配额。
然而，保留制度似乎像是把原先的种姓分野用政策固定下来了，为底层保留配额带来了处于上层阶级和底层之间的中下层种姓（也就是土改之后新兴的中农阶层和小商人）的不满。这些群体刚刚得益于土地改革，获得了平均分配的土地，巩固了自己在村落中的宰制地位。传统上，他们反对婆罗门等高等种姓，也压制着作为自己雇工和家仆的贱民。当看到和自己相差不远的贱民获得保留配额，他们的不满情绪尤为明显。于是，一些跨地域、规模较大的农民种姓群体开始联合起来，寻求更高的政治地位，这里面包括此次骚乱的主角贾特（Jat）种姓、北方邦的Yadav种姓、南印度的Okkaliga种姓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属于中下层种姓，主要是首陀罗，以务农为生。它们人数众多，却在国大党政府中缺少代表。
到了七十年代末，把国大党赶下台的人民党政府在中下种姓的持续压力下，设置了以议员曼达尔（Mandal）为首的委员会，调查“相对落后种姓”（OBC）的情况。根据这一委员会的报告，印度政府改革了保留制度，一方面加大总的保留配额，另一方面把大量不满的中下种姓归为“相对落后种姓”——占到印度人口的差不多四成，并为他们专门设置配额。
为“相对落后种姓”保留配额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认可了这些种姓的跨地域联合，使得像贾特人这样的群体成为了非常有力的政治力量，这在以往是没有的情况；二是让这些拥有土地的人获得了更高的流动性，他们开始进入更多的国家机关和公营部门。到了现在，许多“相对落后种姓”获得了远远大于其实际占人口比例的议会席位、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与此同时，他们又掌握着农村的地权和号称“自治”的村落五老会。这些“相对落后种姓”得益于国家的保留政策，他们反对高种姓（如婆罗门和刹帝利）的特权，同时也不愿意放弃在贱民面前的优渥地位。
知道了这些背景，要理解贾特人的暴动就容易多了，他们借助保留配额制度获得了大量的好处，完全不能再称得上是“落后种姓”，但又仍然希望通过“相对落后种姓”保留和维系群体在政治经济上的强大地位，于是就闹出了一幕让媒体晕头转向，搞不清他们到底是高种姓还是低种姓的乱局。
种姓制的现代幻化
随着印度社会主义实践陷入困境，印度政府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推出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化的经济改革，包括鼓励民营部门、削减国营经济、开放市场等等。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化。而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消费和现代生活方式。学者们指出，以前被视为高等种姓生活标志的素食、苦行、宗教仪式，现在被移民欧美、穿戴奢侈品、购置地产和汽车所取代。原先的“梵化”上升，也就被移植为“现代化”，或者说“资产阶级化”上升。
原有的高种姓群体在殖民时期就已经卷入了全球资本中，资产阶级化对他们已经是完成时态。大量出身高种姓的知识分子，甚至早就转变为了这一过程的批判者（尼赫鲁和很多国大党左派都是婆罗门出身）。然而不同的是，对中下层种姓而言，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意味着种姓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合并。这条道路为他们带来了火箭一般的上升渠道——只需要把“梵化”的语言转化为“现代化”的语言，他们就可以让自己已经获得的经济政治地位和尚未被完全认可的高等身份合二为一。也正是这样一群人，成为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坚定支持者，把追求经济发展和现代生活，但又宗教保守、反对穆斯林、剥夺底层人权益的莫迪送上总理之位。
于是我们看到，在今天的印度，很多中产压根不愿意承认种姓制度这件事情的存在。在国外问答网站Quora上有这样一个问题：莫迪是什么种姓？有印度网民这样回答：印度没有种姓制度！当敬爱的莫迪先生作为国家领袖的时候，他是刹帝利；当他引领我们的精神的时候，他是婆罗门；当他带领我们走向经济成功的时候，他是吠舍；当他艰苦朴素的时候，他是首陀罗。
贱民呢？不好意思，看起来，答案作者根本就把贱民给忘了。
谢利尼瓦斯认为，今天的这些“种姓政治”是种姓制度的“化身”，是种姓制度变换了它的形态。用我们熟悉的译法，它是个“阿凡达”——它看上去像是在沿用传统种姓的一层皮，内里确是另外一套东西。看上去大家还在就“落后”和“歧视”争论不休，但在背后运作着的，根本就是一整套跨越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机制，而这种机制本身——假如我们要追问印度学者的研究对我们有什么裨益的话——也许早已跨越了文化和种族，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我们身边并不存在种姓制，但我们所遭遇的问题，未必就不是另一种“种姓制”问题；印度的种姓问题相当棘手，但他们的问题，很难说不是我们自己正在面临的。